400多年前，有一个州郡向朝廷上贡，不是用银两，也不是用这里引以为豪的茶，而是用布匹替代。贡簿上写到：“开元贡：细纻布；元和贡：白纻练布七匹。”
说的是岳阳。
大批江苏布贩子南下岳州府收购成品布匹
没人想到，400多年前的岳阳曾经是南中国最大的布匹交易中心。那时是明末清初，远离政治中心的岳州府棉麻纺织业十分发达，已经不是单纯的农村家庭副业性质，而是成规模的纺织手工业作坊。
乾隆年间刊印的《岳州府志》记载，说每年有大批南下的“吴客”包买商，以长沙为据点，前往岳州府收购成品布匹。所谓“吴客”，就是江苏一带的布贩子，他们将上好的岳州棉布收购回来，利用本地丝绸品牌的影响，一同沿丝绸之路，“捆绑”销售到异域。他们甚至带来“苏花”原料和资金，将原料赊给农户，将银两借贷给纺织作坊，利用巴陵人熟练的纺织技艺，再回购棉纱、土布等制成品。“苏花”是苏杭一带有名的“太仓棉”，纤维较江南棉要长。
400多年前，商业资本对手工业生产的控制，在岳阳已经初步形成，也可以算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岳州府发达的民间纺织业，以及“吴客”流通商的介入，同时刺激了湖南商业的进一步发育，大批长沙、衡阳等地商人，也加入了这种包买商行列。“布归横塘、新墙，客惟衡州、长沙人矣”，这是当时一个巴陵士人写下的日记。
由于江苏及湖南商人商业收购活动的活跃，同时也带动了岳州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减少流通环节，有岳州人干脆把纺织工场开进了长沙。据咸丰、同治年间任浏阳县训导的岳州名人吴敏树记载：“长沙有巴陵小布行，以此其后二三都及冷铺、三角嘴诸处产棉，而一都人工作布。绝精匀，谓之都布。二三都谓之三都布，男妇童稚皆纺绩。”这段文字见诸于他著述的《柈湖文集·巴陵土产说》。由此可见，兴旺的岳州布业，曾经一度造就了岳阳的手工业繁荣。
水陆枢纽为棉制品加工提供充足原料与渠道
为什么是岳阳？
俗话说，湖广熟，天下足，“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当时整个荆江流域，湖南安华南（安乡、华容、南县），临湘、巴陵、湘阴等地，及湖北公安、监利、洪湖等地，已是全国重要的粮棉产地。而岳州，又是便捷的物流码头与商品集结地，这就为粮棉制品的粗加工提供了充足原料与流通渠道。乾隆年间，清政府对荆江洪泛区实施“轻徭薄赋，加惠商民”政策，据《清文献通考》记载，加惠商民政策的侧重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适当减免粮棉税，以便“商贾趋利，挽输源源接济”灾区，平抑灾区粮价；二是整顿关税，以防法外苛取，克剥商人；三是减轻市税，规定在府州县城内，人烟凑集，贸易众多，且官员易于稽查者，照旧征税，不许额外苛索，亦不许重复征税；若在分镇村落则全行禁举，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这些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刺激了流通，为岳州的商业繁荣提供了国家支撑。
同时，也与清王朝建立之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有关。当时，实行“海禁”政策后，全国传统对外贸易渠道受阻，但湖南反而受益，因为清政府仅开放广州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全国各地的农产品出口、西洋货物进口，都只能通过广州进行。清乾隆《广州府志》记载：广州“人多务贾，与时逐”，“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东西二洋，倏忽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沿现在的京广铁路与京九铁路，是两条主要的流通线，在广州—内地—广州之间，经过南岭，形成了两条陆路商道，其中过湖南道是最重要的一条，而地处水陆枢纽的岳阳，则是这条商道由水路转陆路的必经之地。因此，岳阳、长沙、郴州等城市成为了当时中西商品交流的受益地区，这其中就包括布匹、丝绸等纺织品，同时也更加刺激了岳州布市的发育与兴盛。《清经世文编·户政》说岳州“十分其民，而工贾居其四”，由此可见，当时岳阳有着以布业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 文/张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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