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错案件数量增加，凸显检察监督成效[新京报]

社论
　　正是有了检察监督这一“制约性”法治角色，既能“事先把关”，又可“事后纠错”，不仅给当事人以个案的公平正义，更有利于防止审判机关、司法机关等偏差甚至错误的发生。
　　据新华社报道，在刚过去的2018年刑事检察工作中，我国检察机关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严格罪与非罪标准，严格按照法定标准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依法决定不批捕29万余人，不起诉14万余人，同比分别上升10.8%和22.3%；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8504件，同比上升7.2%；监督纠正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3.9万人，同比上升38.9%。
　　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其实每一个都与司法正义休戚相关。比如，检察机关对29万余人作出不批捕的决定，意味着这些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不被强行限制。再如，检察机关对14万余人决定不起诉，这意味着这些当事人将免于受到刑事责任追究。
　　或许，对于抽象的数字公众难以感受到检察监督的力度。但聚焦到一个个案件中，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力量就可见不一般了。比如昆山反杀案，正是因为江苏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支持公安机关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从而成功激活了公民的无限防卫权。在张文中案中，正是因为检察机关同步审查监督，张文中被改判无罪，让保护产权和企业家精神进入司法实践。这些“峰回路转”的案件，离不开检察机关的监督、纠错。
　　诚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明确，检察机关有“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批准或者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对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支持公诉”“对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对监狱、看守所的执法活动”等监督职权。之所以为检察监督立法，目的是以权力制约来保证司法公正，而真正的制约，就不能是“和风细雨”。
　　客观而论，检察监督的存在，以及职能作用的积极发挥，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司法效率有所影响。但从长远来看，正是因为有了检察监督这一“制约性”法治角色，既能“事先把关”，又可“事后纠错”，不仅给当事人以个案的公平正义，更有利于防止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司法机关等出现偏差，或将错误影响降至最低。换句话说，检察监督“指标”的同比增多，不仅说明了法律监督正常，更证明了整个司法体系的运行健康。
　　当然，司法正义的实现，不能光靠检察监督“一枝独秀”，立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也是监督司法的重要力量。在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用的同时，也应加强各种监督力量的整合与保障，让司法更加透明、公平、公正，从而让公众感受到更多的司法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