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期间，正在聆听学生演讲的民众。
西德尼·甘博/摄
1919年5月7日，五四运动中被拘留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被释放返校。
参与游行的北京财政商业学校学生。
五四运动当天学生游行路线示意图。（地图来源为1914年天津中东石印局《北京地图》）
谨以此专题献给每一个大写的“我”。
总有某个时刻，会被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提起。每一次提起，都会在记忆中凿下不同的痕迹。1919年5月4日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尽管那天发生的事件，早已成为这个国家的常识。但由于我们对它太过熟悉，以至于这个时刻可以很容易地被简单压缩成几句话：代表北京十三所院校的三千名学生，在那天下午走上街头。他们手持标语，抗议主持巴黎和会的列强违背公理至上的承诺，将山东利权出卖给长久以来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恶邻日本。当前往外国使馆的路被警察阻断后，学生们满腔义愤，冲向他们认定是卖国罪魁曹汝霖的私宅。他们破窗而入，捣毁家具，焚烧曹宅，并对恰好在曹家做客的另一名亲日派官员章宗祥饱以老拳。警察对学生的抓捕行动非但没能终止这场运动，反而让回响迅速传遍全国，声援北京学生的电报如暴雪袭来，各地院校的学生们都扛起爱国大旗，更串联起工商各界团体同仇敌忾。在国内汹汹示威浪潮的鼓舞与震慑下，最终，6月28日巴黎和会落幕那天，中国代表团选择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胜利达成了。
上面这段话或许足以概括大多数人眼中的五四运动。但就像卷轴画上的题签，尽管作者、画名让人一目了然，但也不过是历史仓库中的一个物品而已，就算它摆放的位置非常显眼，也时时被取出拂拭，但如果不将它展开，那么描绘在画卷上的那些曾经鲜活的过往，便永远不会呈现在后世的面前。而后世也同样不会知道，在那些耳熟能详的常识以外，自己究竟错过了些什么。
我在
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拍摄的一帧照片，刚好就是这幅画卷中的一个片段。五四运动爆发时，这位美国社会学家刚好就在北京，用他那架笨重的老式照相机捕捉到了不少瞬间。其中的一个瞬间是民众聚集在青年会大楼门前聆听学生演讲。如果从既有常识的角度来看，这幅照片拍摄得并不成功，作为五四主角的学生几乎被淹没在人潮中，看不清面貌，占据照片主体的却是那些惯常被作为背景的围观者们，而且大多数人都用后脑勺对着镜头。但耐人寻味之处，恰恰也在这里——在照片中心位置的一个后脑勺上，分明垂着一条辫子。考虑到民国肇建已历八载，而北京又是共和国的政治中心，这条辫子出现得很不合时宜。
不能不说，这幅场景充满了不合常识的矛盾之处。惯常的印象是，被五四运动吸引过来的应该是那些新潮人士，至于拖着辫子的守旧派，即使不会暗声诅咒，也要避之不及。但照片不会说谎。这条不合时宜的辫子的存在，至少表明了一点，一个在外表上因循守旧的人，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到这场标志着新时代开端的运动之中。在这场运动中，他不是“一类人”，而是一个具体的个体，他选择站在人群中，拖着辫子聆听那名学生宣讲这场运动的意义和目标，哪怕他的辫子也是这场运动攻击的目标之一。
运动背景的旁观者表现出了自己作为独立自我的个性，那么这场运动的主角呢？他们的面目似乎更加整齐划一。提到这些人，立刻浮现在眼前的，当然是挥舞的旗帜和高呼的口号，还有协同一致的义愤表情。从整体来看，这种印象并无差错。一位叫陈其樵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在他当天的日记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及至赵家楼曹汝霖宅门口，人心愈激昂，大声骂：‘卖国贼曹汝霖该死！’‘杀曹汝霖！’各校代表预言：到曹贼门首持卖国贼旗，投掷其宅内以辱之。于是白旗乱飞，且杂以砖石，怒骂之声直冲云霄”。
但在慷慨激昂的群像之中，陈其樵却也有着自己的感受。他那天正在种痘发烧，原本的计划是听完国民大会的演说后便返回学校。但“后见演说已完，各校学生人手一旗，将为游街之举。自度体力尚可步行十里”，才向同学要了一面写着“还我青岛”的白旗，同大队一起游行。尽管他同样参与了捣毁曹宅、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但在“捣毁正凶”时，他却和另一位同学绕道去了另一位朋友家，之后回到大学公寓吃饭。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以烧未大好，吃鸡子一个”。
发烧这种个人感受，在整场运动中当然无关宏旨。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发烧却让陈其樵不得不在回寓休息和参加运动之间进行选择。他的发烧体验让我们意识到，这并非是一场千人一面、整齐划一的集体行军，而是由一个个有着自我感受的个人，在自我意识的指引下，自觉参与其中的自发行动。
他们只是五四运动洪流中微不足道的水滴而已，但一如汪洋由无数的水滴组成，他们也是“五四”这幅长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充满自我经历体验鲜活的面容吸引着人们去展开这幅长卷，从封面枯燥的题签骨架之下发现一个血肉丰满的时代，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淹没在人山人海中一个可有可无的面孔。
我见
“天安门的杰阁巍峨，朱垣飞甍代表着祖国的庄严气象，在春光明丽的广场前，聚集着这个祖国的大群愠怒的儿女，阖城数千个各大中学校青年学子，发出震天的吼声！”一如北高师的学生于力充满激情的描述，对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来说，能身在北京，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北京是体现五四运动中“我见”的最佳处所，只要身在这座城市，基本上就不会缺席目击这一历史时刻。
孟宪彝是一名国会参议员，就在那天午后，他路过前门大街前往大栅栏的时候，“见学生数千人横路，不能行，以赴各使馆，声说日人不交还青岛，各手执一小旗，书‘索还青岛，讨卖国贼’字样”。当天晚上，他就听闻了学生痛殴章宗祥，火烧曹宅的消息。
当学生们攻入曹宅时，21岁的郑振铎正在睡午觉。他就读的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并不是参与五四运动的院校之一。但他也成了五四运动的直接目击者。午睡刚醒，他就听见有人在喊外面失火了，“浓黑的烟中，夹着血红的火焰，突突的向上冒”。他也看到了“一个巡警头上受了伤，裹着白纱布，由两个同伴扶着，进了那个‘巡警格子’。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飞奔着逃过来。几个巡警在后追着，追到空场上，把他捉住了”。次日，他从报纸上得知，这正是五四运动中具有戏剧性的“火烧赵家楼”的一幕。
亲历者们不吝文墨，将最详尽的记述投向这座五四运动的中心圣地。但五四运动并非是局限于北京一地的孤立事件。它更像是投入池塘中的一块石头，激起的圈圈涟漪扩散到全国各地。即使是那些不在场的人，也可以有自己的视角去见证这场运动。
“为青岛交涉，学界风潮极烈，有死事者。上海演说会集至十余万人。蔡孑民校长前因北京学生风潮，辞职远去。报界攻讦政府。”在日记中写下这段话的胡景翼，不可能亲眼目睹发端于北京的五四运动，甚者，他连大门都无法迈出一步。这位曾在辛亥革命中率众起义的革命党人，如今已是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囚徒，被软禁在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西安八家巷督军公署的楼上。但他仍能见证这场运动的进展过程，尽管此时距离五四运动爆发已经过去了足足25天。
胡景翼能够成为五四运动的“见证者”，靠的正是他手中的一份《益世报》。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一场报纸掀起的宣传革命。北京的学生们正是看到5月2日《晨报》上林长民的评论文章，在其呼号耸动之下，才踏上了示威抗议之路的。
五四运动爆发的次日，天津的《益世报》，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就已经刊出了整场运动的全过程。其他各省的报纸，也纷纷刊载转登关于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到1919年6月，除了那些风气极端闭塞的偏远山村之外，要想在任何一座有报纸刊行的小城里，找到一位对正在发生的五四运动一无所知的人，可以说难上加难。而在这些地方，五四运动也以当地的形式上演。
在广州，当游行大队试图用理论说服前来的警察时，警察们上起了子弹，指向学生。这一事件成为五四运动中最酷烈血腥的一页。关于这起的记述寥寥无几，但慕黎英文专科学校学生郑彦范还是将她亲眼目睹的一切详尽地记录下来。——随着亲历者在20世纪纷至沓来的一波波时代洪流中穿行，这些亲眼见证的经历，也会被涂上记忆的颜色。
我记得
如果记忆是有色彩的，那么对今天的人来说，五四运动的记忆应该是红色，是焚烧仇货的烈焰的火红和胸中澎湃热血的殷红。但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究竟哪种颜色才是它真实的本色，却值得思忖。时间并不是一针吐真剂，它未必会让记述者将沉淀在记忆中的真相吐露出来。很多时候，在时间长河里搅起沉淀的记忆，反而会让真相变得更加模糊。
不妨就从烈焰的火红谈起。从“火烧赵家楼”成为历史的那一刻开始，就在不同人的记述中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亲历其事的陈其樵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众人正肆力捣毁之际，忽见宅内火起。巡警大呼：‘火起，请学生速整队归去！’”《晨报》在次日刊登的报道中，也称“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最初的亲历者和新闻报道，都认为这是一场难以判定的火灾事故。6月出版的一本名为《章宗祥》的小册子，倾向于“打破电灯因而起火”的说法，也就是说，这是一场意外。而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运动的引领者所创办的《每周评论》，则将纵火的嫌疑指向曹汝霖的家人。无论亲历者还是同情学生的一方，都在洗脱学生放火的嫌疑——这至少说明，在事件发生时，参与者们仍然希望将痛殴卖国贼的正义之举和纵火烧毁私人住宅这样非理性行为进行切割。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亲历者的个人记忆却走上歧途岔径。杨晦是当年攻入曹宅的参与者之一，在四十年后的回忆中，他坚持是曹家自己放火，“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有些人则表现出对“火烧赵家楼”的忧虑。身在游行行列中的毛子水，听说“有人放火，又听说曾用手杖打过躺在地上的人”，便“心里觉得不十分愉快，亦便独自离开”。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傅斯年，也将火烧曹宅视为一种不理性的行为，而在事件后主动卸下了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责任。但其他的人则一反事发后的态度，大都坦诚火是学生自己放的。而放火的动机、方式和纵火者，却人言言殊。
被后世认为第一个闯入曹宅的匡互生，在六年后的回忆中表示，同学放火，是因为“到处搜不出那确实被大家证明在内开会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只得烧了他们籍以从容商量作恶的巢穴，以泄一时的愤怒”。另一名学生朱一鹗则声称学生们纵火的原因是出于仇富的心理：“见曹宅陈设富丽，灿烂夺目，无非由卖国来的金钱置备，遂把他烧掉，以泄公愤”。另有人的回忆暗示，纵火并非临时起兴，而是早有预谋。
俞劲的回忆指出，纵火的想法早在前往曹宅的路上就已经计划妥当。走在他旁边的“某君”，要他“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干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在之后，另一位参与者在回忆中指出，这位早在抵达曹宅前就已做好纵火准备的“某君”，就是在六年后的回忆中声称学生是因为遍寻不见曹、陆、章三名卖国贼，才纵火泄一时之愤的匡互生。
记忆仿佛成了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它以自己真实的经历为食，但却并不能将原原本本的所见所闻消化吸收，由此生生的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成为非是非非的传奇。以至于从中复原出细节的真相，几乎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记忆，原本的模样真的如此重要吗？记忆虽然脱胎于亲身经历的真实，但当它从母体中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会随着记忆者本身的经历和观念的变化而一次次地加以重塑。记忆本身也会成长，直到它变得让记忆者本人也深信不疑。
就像匡互生和杨晦，在日后愈行激切，走上了革命之路，五四运动对他们来说，是未来革命事业的预演，其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将会在未来的岁月中释放爆发，从而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根基。所以，“火烧赵家楼”的记忆，才会让他们甘之如饴；而对傅斯年和毛子水这样思想史中的践行者和思考者来说，他们之所以对“火烧赵家楼”感到质疑和不安。是因为他们将五四视为一次对中国整体社会文化的内省与反思——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与冲突，国家与个人的疏离与融合，20世纪最重要的主题都在这次运动中酣畅淋漓地释放出来，如何因应这股注定到来的时代潮流，都取决于对这场运动如何理解。而理解的前提，就是记忆。
因此，不能轻易地将某个人的记忆奉为独一无二的真相，而其他人与之不同的记忆就是谎言。因为每个人的记忆内部都仍然会保存着那份最初经历时的基因。这一基因，正是每一个亲历者，见证者在那场运动中所表现出的自我。那些纷繁多样的记忆，恰恰是因为这场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历史事件已经融入到每个个体的生命当中。
这一切之所以从可能成为必然，都是从一百年前的那个漫长的午后开始的——我在那里；我见证了发生的一切；我也记得，这场运动是如何改变了我和这个国家的命运。
谨以此专题献给每一个大写的“我”。
文/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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